张爱玲长篇小说《秧歌》第七章

引导语：才女张爱玲的《秧歌》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这部小说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国极权制度对是怎样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根基，毁灭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描绘了中国农民以及普通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无权无势的地位。下文是小说的第七章，与大家分享学习。

在冬学教书，原来相当费劲，这是顾冈起初没有料到的。学校在五里外一个小山上。这一点路，平常走倒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因为饿着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夹背。迎着那噎人的西北风，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里连一根粉笔都捏不牢。

简直没得吃。他这次下乡，是打算吃苦来的，预先有过一番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就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有许多朋友曾经下乡参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满口经验之谈。他们给了他许多忠告。“农民是天真的，”他们说。“他如果对你有好感，也说不定就会把他咬过一口的大饼送给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农民家里去，也许他们用一块稀脏的尿布抹凳子，请你坐。你要是皱着眉头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顾冈并不觉得农民像他们说的那样天真得近于傻气。至于大饼，在乡下就没看见过这样东西。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草。

当然这件事是不便对于人讲起的，对王同志尤其不能说。因此也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引导语：才女张爱玲的《秧歌》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这部小说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国极权制度对是怎样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根基，毁灭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描绘了中国农民以及普通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无权无势的地位。下文是小说的第七章，与大家分享学习。

在冬学教书，原来相当费劲，这是顾冈起初没有料到的。学校在五里外一个小山上。这一点路，平常走倒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因为饿着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夹背。迎着那噎人的西北风，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里连一根粉笔都捏不牢。

简直没得吃。他这次下乡，是打算吃苦来的，预先有过一番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就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有许多朋友曾经下乡参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满口经验之谈。他们给了他许多忠告。“农民是天真的，”他们说。“他如果对你有好感，也说不定就会把他咬过一口的大饼送给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

你到农民家里去，也许他们用一块稀脏的尿布抹凳子，请你坐。你要是皱着眉头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顾冈并不觉得农民像他们说的那样天真得近于傻气。至于大饼，在乡下就没看见过这样东西。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草。

当然这件事是不便对于人讲起的，对王同志尤其不能说。因此也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饥饿的滋味他还是第一次尝到。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着他，钝刀钝锯磨着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阳光静静地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里砍柴，风里飘来咚咚的锣鼓声……这两天村子上天天押着秧歌队在那里演习。

大家仍旧照常过日子，若无其事，简直使人不能相信。仍旧一天做三次饭。在潮湿的空气里，蓝色的炊烟低低地在地面上飘着，久久不散，烟里含着一种微带辛辣的清香。

一到了中午，漫山遍野的黑瓦白房子统统都冒烟了，从墙壁上挖的一个方洞里，徐徐吐出一股白烟，就像“生魂出窃”一样，仿佛在一种宗教的狂热里，灵魂离开了躯壳，悠悠上升，渐渐“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顾冈望着炊烟，忽然想起那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在他们的艰苦的生活里，食物就是一切，而现在竟是这样长年挨着饿。怎么能老是这样下去呢?他不由得感到一丝恐惧。

他眼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瘦下来，他最担忧的就是这一点。参加过土改的人都夸口说，在乡下过三个月，都长胖了。还有人说，去了那么一趟，把他们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据说什么都治得好。看见有些落后份子退缩不前，他们就说：“那生活虽然苦，只要思想搞通了，你反而会胖起来的。”反过来说，如果吃不了一点苦就变瘦了，那显然是思想还没搞通，下意识里还在那里抗拒着，不愿意改造。顾冈心里想：再过两三个月，他一定瘦得皮包骨头，回去怎么能见人呢?他又决不能告诉人，说是饿出来的。说乡下人都在饿肚子，这话是对谁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当作“国特造谣”给逮了去。

顾冈是很以他的幽默感自负的。他对自己说，共产党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一讲到职工的待遇方面，马上变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者，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尽管工作时间特别长，但是照样还是可以精神焕发，身体健康。顾冈想起前一向报纸上宣传得很厉害的博全香下乡土改的事，不由得苦笑了。这美丽的绍兴戏女演员，是一个积年的肺病患者。这次她也报名参加土改，在乡下写了许多信给她所有的报界的朋友们，说得天花乱坠，说她自从到了乡下，辛苦工作，健康反而大有进步。她有一次替农会做“传达”，到邻村去送一封信，踏着二尺深的大雪，穿着一双草鞋，走了三十里路，现在她一顿能吃三大碗白饭，体重增加二十磅。——要是有三大碗饭在这里，顾冈心里想他倒也吃得下。

脑子里老是有这样一个思想盘踞着，一刻也丢不开，很难安心工作。他想搜集一点材料，可以加一点渲染，用来表现土改后农村的欣欣向荣。他总自己告诉自己，此时的情形大概总是局部现象。一般地说来，土改后的农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报上的许多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许多人个别地谈过话。王同志还陪他到邻村去访问了几家军烈属。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气，但是都不大开口说话。此外还有些人，他倒又嫌他们话太多了。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来历，以为他是个私行查访的大员，有权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吞吞吐吐的，嗫嗫地诉起苦来，说现在过得比从前更不如了。遇到这样的人，顾冈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名词，“不典型”。他们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但是在这无数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两个“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实在是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在王同志的眼里看来，大概谭大娘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没有和她同住过，不知道她的歌功颂德始终只有那几句，听多了也觉得单调。有时候顾冈简直疑心她完全是说，他也找金根与金根老婆谈过话。

他们都很怕羞，可是顾冈仍旧希望他们和他混熟了之后，也许话会多起来。

金根对于上冬学非常认真。月香也天天去。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调子她都会哼了，’东方红”、“打倒美国狼”等等。但是，她对于功课不大注意。她并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后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样，她很自满。

金根去找顾冈写了好些张字块，“门”、“桌”、“椅”、“缸”，都是屋子里有的东西，他拿去贴在那件东西上面。大家都挤在顾冈的房门口，看他挥笔。月香也走过来，踮着脚站在人背后张望着，一只手臂围在金有嫂脖子上。

然后她说：“嗳，金有嫂，你家里放着个先生，要是书再念不好，难为情的呵!”她把金有嫂一推，笑着跑了。

金有嫂胀红了脸，很窘地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谁和她说笑话。月香跑了，顾冈也微笑着抬起头来看了看。有时候她倒也很活泼大方，他心里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来，看见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树上。也不用竹竿，也没有夹住，这就么钩在枝枝桠桠的树枝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常青树，密密生着暗绿的叶子。有两件小孩的衬衣，桃红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悦目。那棵树就像在隆冬的季节开了红花一样。她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的样子。顾冈不由得想着，她到了夏天，脱了棉袄裤，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穿着这臃肿的棉衣，每一个女人都像是怀着孕。厚厚的棉裤正在肚子上折叠着，把棉袄顶出去，支得老远。

“这儿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说。

她和悦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块界碑上坐了下来，问她在上海的时候住在哪里。原来离他家里不远。她说那地方倒是有一样好，菜场只隔两条街，买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话特别多，和平常两样，他觉得很高兴。一路谈下去，她问他家里有多少人，多少佣人，独自住一幢房子还是与人合住，上海的亲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发觉她原来是在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气，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个事。如果可能话，再替她丈夫找一个。

他对她非常感到失望。自从这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她谈话了。

他经常地写信给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镇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个饭馆子里午饭——饭或是面，加上冬笋肉丝，豆腐衣炒青菜，煎鸡蛋之类。每隔七八天，总来这么一次远足旅行。他盼望这旅行的心，越来越迫切了。

然后有一天，王同志来看他，问他可有什么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镇上开会，可以替他代寄。

顾冈发现他自己竟愤怒得浑身颤抖起来。隔这么些天吃这么一顿饱饭，都不许他吃吗?然而，他极力抑制住了自己。当然，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

这样瞪着眼说谎，真是太危险的事。如果王同志刚巧拿起这本书翻翻，看见底下压的这封信，他一定当是信里有点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不敢给别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这间房，越快越好。

“快过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想爱人吧?”他用着老共产区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词。 顾冈只是笑。“王同志，你过年不回家去看你的爱人?”

“我两年没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说。“一年忙到头，实在走不开。”

“你为人民服务太热心，王同志。我看你实在是忙，从早忙到晚，让我也没有机会跟你学习。”

“你太客气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气。”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请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镇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谈谈。”

“那好极了，我们走吧。我本来也就该走了。”

小张同志在院子外面等着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齐全，大都拿着棍棒、大刀与红樱枪。小张同志倒是拿着一枝来福枪。他们一行人缓缓地走出村庄，看上去很威风，后面有这样一个护兵压队。

王同志问顾冈他的剧本写得怎样了。王同志这话已经说过好几回了，这次又说，“你土改的时候要是在这儿就好了，那真是感动人!真是好材料!”

顾冈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疮，说他没有去参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别冷，他的肺向来弱，他的妻子没让他去报名。当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落后份子，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者。

“真是感动人——这些农民分子到了农具的时候，你没看见他们那喜欢的神气，”王同志说。

“可是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顾冈有点气愤地说。“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它说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再拿土改后农民的欢乐做题材。那应当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阶段上，该再往前迈一步了。”王同志谨慎地听着，对于全国性的权威刊物表示适当的尊敬。“嗳，这是对的，”他点着头说。“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文艺报严厉批评了现在农村里的思想情况。它说翻身农民只想着大吃大喝，还梦想着“生产发家”。在北边，他们还编了个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那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

“他们的确是缺少******觉悟，”王同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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